丁凤英 认识体学同志的时候，我是农村大队支部书记，所以，他称我“黄毛丫头”。其实，打我懂事开始，脑子里就装满了他的故事。 文革期间，家里的广播里喊打倒张体学，从不大声讲话的父亲，瞪大眼睛对着我嚷：我看文革是邪门了，连张体学也要打倒？当年，蒋介石要拿他的人头，谁不知道？他是九死一生在战场上杀出来的。你不是告诉我，困难时期，是他用党票换粮食救老百姓吗？说着说着，他很气愤地扯掉喇叭。老实巴交的父亲那么关心政治，我很惊诧。张体学三个字，越批，在我心里越神圣。 1965年为大队修水电站，我到省里要设备。当时设备紧张，办事人员看我急，就说，你能请体学同志签个意见，准快。他正在省一招（今湖北饭店）开会，我不敢进去说话，只从背后将报告丢到他面前，就出来了。我留给他的印象是，特别胆小。还没有散会，我就接到通知，说体学同志要我到他家吃饭。我心里又感动又惊慌。中午，贺秘书将我接到茶港大院，他住大院小坡上的第一栋。我下车时，他手上夹着烟，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迎接着。见面就说，啊，丁凤英来了，你这丫头还是大队书记，怎么那么胆小啊，怕什么呢？如果我这个领导让你们年轻人害怕，那我就不是好领导咯。说着，将我领到一楼餐厅，少南同志已在那里等着。他指着夫人说，这是我的老伴少南，你可以叫她林阿姨，家里人多，我把他们赶了，我们边吃饭边说话，随便点。桌上四菜一汤，其中有红安特产，肉烧煨葫芦。他和林阿姨边提问，边不停地为我夹菜、添汤。林阿姨介绍说，煨葫芦是董老和先念同志最爱吃的，也是我们爱吃的。我从没进过领导的家门，更不用说在大领导家吃饭。虽然他们让我轻松，我也鼓足了勇气，但心里还是紧张，除了回答问题，不敢说什么。他俩肯定知道我的心情，不时插话，不时相互交流眼神，问些我熟悉的基层情况，我心里慢慢地轻松下来。吃完饭，我要离开了，体学同志很认真地说，今天吃饭有两个目的：一是了解情况，我有很多基层朋友、农民朋友，听听你们的情况和你的看法；二是培养你的勇气。他很慈爱地说，以后要敢于讲话，知道你敢干，还要敢讲。敢讲，不是瞎讲。要讲直话，讲真话，不讲假话。我说，我水平低。他说，不要怕水平低，把自己知道的真实情况和心里的想法说出来，叫做襟怀坦白，不要顾虑讲错了，讲错了不要紧，还是个“毛丫头”嘛，错了我们给你指出来，改了就是进步。他从荷包掏出烟，我接过火柴点烟，请他休息。他又接着说，年轻人要记住两点：第一，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走正路，路不能走歪了，这是管总的。还有一条，就是要踏实，你在基层，踏踏实实，不要飘起来了，心不能飘，人也不能飘，干任何事情，都要扎实，只有扎实，才能学到真东西，练出真本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交谈，也是他为我上的第一课。 1968年，省革委会刚刚成立，各地经济和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，大批干部还按在水里不能工作。解放干部、健全各级领导班子是当时的重点工作，体学同志作为地方一把手，把一天当三天，不分昼夜，抢抓时间，部署经济工作和解放干部。因为我是省委的红旗，被造反派打成黑典型，迟迟没有“解放”。就我这个最小的“走资派”也上了体学同志解放干部的名单。他安排省革委会发电报通知我到省里开会（这是他“解放”干部的妙招）。造反派截留了电报，并派人持枪守门，不让我离开。体学同志知道后很生气，即交代军代表朱业奎（省革委会生产组组长）务必亲自落实。三天后的深夜，我由两个哥哥护送到县人武部，从人武部侧门经猪圈进去，在人武部躲了几个小时，大清早，县公安局一辆堆满柴禾的大货车，停到猪圈门口，让我钻进柴禾堆，这才得以离开罗田到武汉。朱业奎政委见面就说，死丫头，你出不来，可把体学同志急坏了，走，这就去见他。到了办公室，体学同志见我来了起身就说，丫头受苦了，你得罪了学生，他们抓住你不放，我们有责任啊。不知为什么，挨斗三年没有眼泪，他一句话竟让我眼泪长流。乡里人说，孩儿见了娘，无事哭一场，真的是那种心境。吃饭时，体学同志当着大家的面问我两个问题：为什么不怕斗；为什么斗了不倒？我说，我相信两条。自己干净用不着怕；不会一直乱下去，都倒了没人干事，遭殃的是百姓！他沉思一会，对着大家说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，这就叫无私无畏，百姓利益高于一切，小丫头能做到，你们也应该做到。 1970年，体学同志从英山到罗田。下午，当我被喊回家的时候，他正在我家门口大樟树下面聊天。我跑得气喘吁吁，还没有来得及请他进屋喝茶，他就叫我放下锄头，拎着鞋，上了他的车。在车上，我还没有缓过神来，体学同志就开问了，从个人问到家庭、从小时候问到现在，对文革中的情况问得很细。这次，我的胆子大多了，看得出来，他很高兴，一边了解情况，一边对我提要求。回答中，他不时插话，一路谈笑风生。晚上，吃饭时，县委领导谈及我在文革期间的表现，以及1969年特大山洪，我们抢险救灾、重建家园的情况，他听得很认真。饭后，我们走出餐厅，他笑容满面地看看我，又回头看看县委领导，像是对县领导说，又像是对我说：没有想到，一个没有文化的山里小姑娘、放牛娃，在政治上那么坚定，在困难面前那么坚强，嗯，不错，是个明白丫头，比我们有的干部强，县里要多帮助、多培养。接着又对我说，要好好努力，噢，不能骄傲自满。说完，他深深地吸了口烟。我拉着他的手，点了点头，激动不已……半年以后，1971年3月，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，我被选任省委常委，这时我才明白，去年见面谈话，是体学同志考察我。 党代会会间休息，主席团几位女支书站在幕布后面聊天。体学同志走到我们中间问寒问暖，还检查我们手上有没有长茧。当年，强调干部参加劳动，个个手上都有。我手上除了老茧，手背满是小裂口，还有一块结了血痂的冻疮。他用怜悯的眼神看了看我说，你们现在是小官，也要准备当大官哦。来自最基层的我们沐浴着领导的深切关爱，沉浸在幸福之中，寒风冷冻留下的伤痛早已被一股暖流冲走。我没有想到，“要准备当大官”这句话，是说给我听的。以致全委会上请常委上台，念丁凤英的名字时，我还坐在台下傻乎乎地想，有人与我同名同姓，直到工作人员把我叫走。也可见，当时的保密工作有多严。 选举以后，体学同志听说我有压力、有思想包袱，又专门找我谈话。见面就问，丫头，听说你不愿意进常委？哭鼻子了吗？我不好意思低着头说，担子太重，怕给组织添麻烦。他说，我们相信你，你还不相信自己呀？你见过秤砣没有，秤砣虽小能压千斤。别看称杆很长，一折就断，但秤砣，砸都砸不碎，你要学习秤砣精神嘛，像秤砣那样坚硬，敢挑担子，敢负责任，我们都支持你，怕什么呢？但是你自己要努力。我们省委是靠集体领导。你嘛，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跟着我们学，不要自卑，要敢于负责。只要路走正了，就不怕。豆芽歪了，直不起来，树苗歪了，就不能做屋梁。不会可以学，除了向书本学，还要向实践学，向社会学、向老百姓学。他的话，总是那么形象，总是启发式、诱导式，让你入脑、入心、入骨。这次谈话，对我树立信心、大胆工作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 常委开会，他经常提前进会议室和大家闲聊，看似与主题无关，实则是谈心、做思想工作，是通过小事讲大道理，很有针对性。我把他的闲聊当上课，而且受益终生。我立志像他那样做人，做他那样的人。有一次，他还没有入座，站在靠背椅后面，双手搭着靠背椅，很轻松地说，我给你们讲一个聪明裁缝的故事，他最擅长为官员做衣服，因为县太爷欣赏而出了名。人家问他有什么诀窍，他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初当官，往往得意洋洋，是昂头挺胸地走路，所以前面要做得长一些，官员老了，背驮了，不会昂首挺胸了，所以后面要做得长一些。我们这些老家伙，都要后面长。说着，他眼睛扫到我跟前笑了笑说，只有丫头需要前面长。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的确，常委老资格多，一批人的党龄比我的年龄大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在为我们新官上课。 工作人员小刘，白色衬衣上佩着精致的“为人民服务”胸章。他一边看一边问：你懂得什么叫“为人民服务”吧？又回头对着我们说，为人民做有益的事，就叫“为人民服务”，每个人都能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不是只有当官才能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人民有很多事，需要我们去服务。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，不挑、不拣、尽职、尽责。扫地的，把地扫干净，保证厕所没有味道，就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；烧开水的，把水烧开，就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送开水的陈师傅就做得很好，别人还没上班，他的开水就送到了，哪怕只剩一个人加班，他也守到最后，从不懈怠，任劳任怨，这就叫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工人做工，农民种田，都在“为人民服务”之列。不是挂在嘴上，也不是挂在身上，而是用在自己的行动上。我们领导怎样“为人民服务”呢？首先，要学会做人，为人公道正派，大公无私，襟怀坦白，光明磊落。其次，是要做事，做有利人民的大事，而且要敢作敢当。要多听群众的意见，不能只听好话，要警惕那种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人，那种人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最容易坏事的。奉承你的人，不一定拥护你。批评你的人，可能是真心拥护你。对别人也要敢批评，我批评你，不等于我不喜欢你。我对你抱希望，才批评，如果我失望了，不批评了，说明你不可救药了。你们记住，只要自己正，挨骂多，垮不了，承认错误，不会降低威信。我说过管钱的省长，一不贪污，二不瞎花，有人骂你，说明你管得好。现在有的干部，人站出来了，心没有站出来，组织联合了，思想是散的，这叫“为人民服务”？你们对我，要实话实说，让我听真话，听心里话，千万不要回避问题，千万不要奉承领导、讨好领导，宁可讨好人民也不要讨好领导。这次闲聊，不仅阐释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内涵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处文革乱象的领导干部，怎么立身、怎么看人、怎么做事，都是高屋建瓴，拨乱反正。 我亲身感受到，他倾其一生，只为爱人民！他不让省委机关筑围墙，把群众隔开；午休时，他常和师傅们蹭在地上“将一军”，有时还打痞悔棋，没有一点省长的架子；过年了，他要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顿饭；他为湖北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，特别是水利建设、林业建设、粮食建设和交通建设功勋卓著。他经常深入水利工程第一线，不仅管规划、管进度、管质量，还要管工棚漏水没，有厕所没，饭热不热，女工用上热水没，有雨鞋没，说没有货了，他还要督查仓库。 1973年5月，他在北京治病时知道自己的病趋恶化，即向周总理、先念副总理请求回湖北。他要最后看看他眷恋的土地、未竟的事业和挚爱的人民。5月30日，他不顾身体虚弱，赴英山县主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，最后一次艰难地走上岩河岭水库。会议结束时，他手捧茶杯，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喜欢水，喜欢树，还喜欢茶。我希望英山发展自己的茶叶，虽然我喝不上，也要让老百姓喝上英山茶。望着他力尽气微地嘱托，我热泪盈眶，县委洪书记伤心得说不出话，只是拉着他的手流泪。 1973年9月3日，他永远离开了我们。42年过去了，他留给我的记忆，是那么鲜活，那么生气勃勃，好像他就在品着英山的名茶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。他不仅引领我走向政坛，还教我做人的境界、做事的态度、做官的准则。我得以抚慰的是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总算为他递了最后一杯水，擦了最后一根火柴，虽然什么也没说。 遗憾的是，那个年代，我没有一张与他合影的照片。 | 
